国子监与清代官学教育
来源:中国孔庙网 发布时间:2013-06-04 作者:墨翰 打印 点击:95

 

  我国古代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创设于隋文帝初年,始称国子寺,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。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一直保留延续到清代学部成立以前。不过到了明清两代,国子监常与国学、太学相混称,既保留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,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。现在北京国子监的二门上仍悬挂“太学”匾额。清代以前,国子监隶属礼部,清代则由皇帝直接过问,国子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。

 

 国子监地位的提高,说明了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重视。顺治九年(1652年)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,以后历代相沿,成为定制,称为“临雍讲学”;康熙年间,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“彝伦堂”匾额,并重修国子监;雍正九年(1731年)清世宗胤 批准祭酒孙嘉淦的请求,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142间官房拨给国子监,成为“南学”,大门悬挂“钦赐学舍”的匾额;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清高宗弘历亲自命礼部、工部仿《礼经》旧制,在国子监彝伦堂南面建造辟雍,又在辟雍南面为“向学重教”专门建造一座毫无宗教色彩的琉璃牌坊。乾隆五十年(1785年)高宗亲临辟雍,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讲学典礼,其临雍之仪、讲学之礼又历代相沿,成为定制。不仅如此,顺治皇帝还为国子监开列教条教规;康熙皇帝亦为官学作《御制学校论》;雍正皇帝修正《圣谕广训》;乾隆皇帝的《训饬太学士子及司训等官》恭刊在南学的率性堂中。国子监彝伦堂内恭悬六位皇帝对国子监的六道敕谕。

 

 应该说重视官学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,只是历朝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。如汉武帝时,“置明师”“兴太学”,培养人才,推行教化,“教化行而习俗美”;唐太宗时,为适应加强统一和专制的需要,“重振儒术,兼容佛道”,“儒学之兴,古昔未有也”;明太祖在给中书省的命令中写道:“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,教化以学校为本……宜令郡县皆立学校……讲论圣道,使人日渐月化,以复先王之旧。”清政府对官学的重视如前所述。那么清代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?

 

 顺治皇帝在他为国子监开列的教条教规中,明确颁布了清代的教育政策:“朝廷建立学校,选取生员,免其丁粮,设祭酒、司业及厅堂等官以教之,各衙门以礼相待,全要养成贤才,以供朝廷之用。诸生皆当上报国恩,下立人品。”康熙皇帝在他的《训饬士子文》中不惜笔墨,谆谆告诫说:“朕用嘉惠尔等,故不禁反复拳拳,兹训表颁到尔等,务共体朕心,恪守明训。”雍正皇帝的话更是坦率真挚:“读书乡荐之人,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,是以朕心待之,实有一体联属之意,爱养培护。”一国之君,把读书之人当股肱耳目一般爱养培护,其目的正是为了“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”。这是清代统治者所以重视官学及办学之宗旨的最好注解。

 

 国子监在清朝皇帝的直接过问及重视下,正规而严格,系统而完备。国子监内建有四厅六堂,即:绳愆厅、博士厅、典薄厅、典籍厅;率性堂、诚心堂、崇志堂、修道堂、正义堂、广业堂。四厅是国子监职官办公的地方,六堂是学生上课的地方。国子监的职官设置为:祭酒、司业、监丞、博士、助教、学正、学录、典薄、典籍等。祭酒、司业总理学校事物;监丞、典薄、典籍为管理人员;博士、助教、学正、学录为教师。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,学习课程有四书、五经、性理、通鉴等,同时每日练习楷书600字以上。国子监学生的待遇也很丰厚:监内肄业生每人每月得膏火银二两五钱;每年的11月、12月得煤炭银五钱;衣服、被盖、文具等由政府供给;婚娶、奔丧、生病等有假期和补助;每逢大课——即每月15日的考试,则“官给膳食”“发银二钱”,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活动亦有赏钱。如乾隆皇帝临雍讲学后,“赐群臣宴于礼部”“赏二进讲大学士暨祭酒、司业锻匹各二;监丞、助教等官锻匹各一;肄业暨观礼诸生赐白银如制”。此例亦成为定制,嘉庆、道光皇帝临雍讲学,都“赐宴恩赉如定制”。国子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授官,也可参加科举。

 

 纵观国子监发展的轨迹,不难看出,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清王朝,为挽救其逐渐衰亡的命运,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专制,表现在官学教育上,他们只是重视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,以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,而对办学的投入、教学的管理等等,却并不重视,尤其忽视对学生真才实学的培养。

 

 顺治皇帝曾为国子监开列如下教条:

 

 一、生员之家,父母贤智者,子当受教;父母愚鲁或有为非者,子既读书明理,当再三肯告,使父母不陷于危亡。

 

 二、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,书史所载忠清事迹,务须互相讲究。凡利国爱民之事,更宜留心。

 

 三、生员居心忠厚正直,读书方为实用,出仕必作良吏;若心术邪刻,读书必无成就,为官必取祸害,行害人之事者,往往自杀其身,常宜思省。

 

 四、生员不可干求官长,交结势要,希图进身,若果心善德全,上天知之,必加以福。

 

 五、生员当爱身忍性,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,即有切己之事,止许家人代告。不许干与他人词讼,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。

 

 六、为学当尊敬先生,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,如有未明,从容再问,勿妄行辨难。为师亦当尽心教训,勿致怠惰。

 

 七、军民一切利病,不许生员上书陈言,如有一言建白,以违制论,黜革治罪。

 

 八、生员不许纠党多人,立盟结社,把持官府,武断乡曲,所作文字,不许妄行刊刻,违者,听提调官治罪。

 

    上述八款教条作为清世祖御制的晓示生员碑,立于太学门左侧,明令学生恪守谨记。可以看出,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,既要学生忠于朝廷,又不许他们干涉现实政治;既要学生做“忠臣清官”“凡利国爱民之事,更要留心”,又不许他们对军民一切利病上书陈言,“如有一言建白,以违制论,黜革治罪”;既要学生“忠厚正直”,又不许他们有思想、言论、出版的自由,从而剥夺了学生的一切权力。

 

 清代国子监学生最多时不超过300人,远非明朝可比。就是这300人,还因房舍坏乱而被分成内班和外班,只有内班才能住舍,进而废除了“坐监”制,同时允许学生在寓所肄业,只需初一、十五到监即可。国子监监舍又因年久失修,“木植砖瓦间有糟朽,油漆彩画渐多剥落”“渗漏坍塌者甚多”“所有六堂并公所各处房间,情形较前次所报加甚”“肄监生于栖身或有未便”。

 

 清代国子监学生的来源也名目繁多,光贡生就有6种,即:岁贡、恩贡、拔贡、优贡、副贡、例贡;监生又有4种,即:恩监、荫监、优监、例监等。这些学生分散在全国,大多并不在监学习,只领膏火,只等授官,无心向学。自开了生员可以纳资入监之门后,捐监之风大开。纳监的监生只要向户部交一笔钱,就可以领取一张“护照”,然后再向国子监交一笔钱,即可领取“监照”——即大学毕业证书。这笔钱国家规定不上缴,由国子监的官吏皂役摊分。到清末,每年甚至有几十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、只花钱买证书便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的人。国子监的课业也很稀松乏味。学生在监主要是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作八股文章,写端正严谨的楷体,因此所出人才少之又少,甚至庸滥无为,被纳入京师“十可笑”之列。即:光禄寺茶汤,太医院药方,神乐观祈禳,武库司刀枪,营缮司作场,养济院衣粮,教坊司婆娘,都察院宪纲,国子监学堂,翰林院文章。

 

 以国子监为代表的清代官学表面上完备发达,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,空疏而腐败,成了科举的附庸。

 

 清代统治者将科举作为维系统治、稳固政权的救命稻草,将其作为士子入仕的唯一阶梯,又以入仕后的恩宠荣耀和荣华富贵来吸引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,使人们趋之若鹜。同时,又延续明制,规定“科举必由学校”,只有取得官学的资格和身份才能参加科举考试,这样,学校就被拴在了科举这架马车上,成了科举取士链条上的一个环节、一个附庸。而在科举考试中又沿袭明代的成法,以八股文取士,学校教育的重点也只好放在八股文上。学校失去了教育功能,失去了独立性,名存而实亡;学生丢掉了学问,专习科场文字,无真才实学。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各级清代官学教育,已经变成了以培养封建国家官吏为目的的治术教育,并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亡走上了穷途末路。(责任编辑:墨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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